佘碧平先生所著的《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责任编辑倪为国）刚上架时，冲着书名以及作为上海三联书店策划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系列学术著作的第一部，我当即就不假思索地购下。不料真可谓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佘著中许多大段大段的文字章节怎么看怎么熟悉，同不久前刚读完的两位美国学者凯尔纳、贝斯特合著的杰出学术著作《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PostmodernTheory：CriticalInterrogations，1991年由Macmillan公司出版，1994年台北巨流图书公司推出朱元鸿等的译本，国内的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9年2月出版，张志斌译）中的理论阐述、观点立场乃至行文风格都太相近了！出于一个读者／消费者的内心自觉，我便略花时间比较了这两本著作的“异同”。
佘著在21万字中评述了十四位思想家，而《后现代理论》在32万字中评述了八位思想家，两本著作中重合的共计有德勒兹、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六位思想家。可惜正是在对这几位思想家的评述上，两书的种种“相似”之处实在太令人吃惊了！就拿佘著的第六章《鲍德里亚尔的“后现代主义”》（103～113页）来说，104到105页上的三大段可以从《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的145至148页中完整找到；106到107页上半页里的内容完全和《后》书的149至151页中的论述一模一样；而从107页下半页到109页第一段的所有文字同《后》书的153至155页中的论述几乎丝毫不差；109页的第二段则由《后》书156至157页上的“由此可见，……，都内爆为一种毫无差别的幻象流”那三大段中各抽一句话“拼装”组成；而112页第二段以及113页的第一段分别可从《后》书的166至171页、172至177页中找到。
从两本著作出版的时间逻辑来判断，惟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佘著中的相当大的篇幅“抄”自凯尔纳、贝斯特合著的《后现代理论》！其中尤以福柯、鲍德里亚、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这四位之评述为甚，佘碧平简直就是闭着眼睛对凯尔纳和贝斯特的研究成果进行任意“复制”。如此整段整节抄袭的内容篇幅占佘著的整整三大章，分别为第四章（福柯）、第六章（鲍德里亚）以及第十一章（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而令人最感出离愤怒的是佘碧平竟大胆到连章节小标题都懒得变动、几乎原封不动地从《后现代理论》相关章节中照抄过来！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佘著连“严肃的抄袭”也称不上，而是在“复制过程”时对《后现代理论》中的高水准述评进行肆意的缩水———专拣“述”的部分抄，而却将更有学术价值的“评”的内容丢掉大半。
说句实在话，青年学者著书立说本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此这般地炮制“大书”，真让人在目瞪口呆之余不由感到莫名的悲哀！在我看来，眼前发掘出的这种种“学界悲哀”正是国内学界这二十年来愈演愈烈的浮躁之风以及弊端累累的学术体制与出版体制所共同结出的“现代性恶果”！
我们知道一个青年学者学术研究的成长是从写学术论文做起的，在十年、二十年撰写学术论文的基础上，自然也就会有大量学术积累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原创性的思想成果，有质量的学术专著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诞生。而目前的学术体制（高校、各级研究院所等）对于学者的高级职称评定中有一项“硬规定”———必须要出专著，促使国内的部分中青年学者们心浮气躁之风日盛，显然等不及这漫长但却必要的积累成长阶段，于是纷纷地各显手段、“拔苗助长”。许多号称国内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其实只是英语技能掌握得不错，大名鼎鼎的“XX学专家”说穿了只是个“XX学复述专家”。但就有不少人仗着这一基本功硬是成为了“著作等身”的名校博士生导师，并挤进“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行列，安然享受着“政府特殊津贴”。“成名成家”与“声败名裂”对于这些中青年“文抄公专家”而言，永远只有一步之遥！张汝伦教授在其大书问世了近五年之后仍被远在德国的同行“追魂夺命”，成为了“不幸浮上水面”中的一个。而佘碧平先生看来就更不走运了，“著作”刚出版了五个月就逃不过读者的审判。
另外也必须提及的是，负责学术专著出版的国内出版体制也扮演了“学界悲哀”的同谋者。一位国外学界的学者同行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时最大的惊讶就是这里竟有那么多“著作等身”的学者，书店内铺天盖地是各种书名气派豪华的研究著作。要知道国外学者能在一家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出本专著，就已经意味着很不寻常的学术成就了！国内学术出版社这种既不严谨也不负责的编审体制直接促使着“专著”激增、“专家”泛滥。在我看来，这场发生在“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欺骗丑剧”与“不负责游戏”（“作者”对编者不负责、编者对读者不负责）值得每一个学界、出版界、文化界人士认真深思。
最后我还须要指出，目前国内的学术体制（主要由各大高校以及各级研究院所组成）对这一桩又一桩浮上水面的“学界悲哀”也同样难逃其咎。如果说那完全形式化的职称评定制度因其规定太“死”而使“学界悲哀”不断泛起，那么奖惩不明的行政管理制度无疑是因其规定太“松”、严重暧昧不清而导致“学界悲哀”屡揭屡起，绵延不绝！不少事关剽窃、抄袭的恶性“学案”被揭发后当事人的校方既无公开处罚又没有内部降级，其包庇纵容、眼中容“砂”之“胸怀”实在令人费解！正是长期一贯地奉行这种“松紧错位”的学术管理制度，在这些金字闪闪的大学“名牌”背后真不知藏污纳垢有几许？不知道那寄生在如此学术体制中、侥幸没有“浮上水面”的还有多少神采飞扬的“优秀专家”？不知道还会有多少莘莘学子被蒙在鼓里地接受着这些“著作等身”但却不知“权利”／“权力”为何物的博士教授的知识灌输？
（转自“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index．htm，此处有删节）
